不久前，我赴新加坡参加了一个专题研究班，在为期两周的时间里多次深感意外。

　　等级不森严

　　抵新的第二天，我们就在新加坡外交部举行了开课仪式。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虽然在开课仪式上讲话的是新加坡外交部的领导，但主持开课仪式的却是负责接待我们日常事务的一位新加坡外交部的普通工作人员。

　　随着学习进程的不断深入，我们发现，在新加坡，“普通工作人员主持有高级领导出席的活动”的现象几乎司空见惯。我们一行无论是到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总部学习执政经验，到新加坡贪污调查局交流廉政建设信息，赴新加坡警察总署考察新加坡警察执法过程，还是在负责此次学习、培训的新加坡公共服务学院听取来自新加坡审计总署和公共服务署的官员作报告，都由普通工作人员主持。甚至我们在公共服务学院与新加坡政要林瑞生座谈时，院方也没有任何领导陪同。

　　我们在新加坡国会大厦观摩国会议员质询政府部长议程和国会辩论会时，发现那里的氛围同样很平等。虽然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也坐在官员席上，但坐在对面议员固定席位的议员们穿着似乎都很随便，男性几乎都没有穿西服、打领带，女性也很少穿套装。议员的质询和官员的回答也都心平气和，娓娓而谈，其间多有议员进进出出，表现得也很随意，只是在进出时向主席台上的议长简单地鞠了下躬，丝毫没有表现出“重要场合应有的庄重和严肃氛围”。

　　“总部”好简陋

　　第三天，研究班全体成员到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总部学习，发现这个“党中央”不过是“驻扎”在一座最普通不过的二层小楼里，不仅外表朴实无华，不设门卫，进出随意，而且里面的设施更可用“简陋”二字加以形容。我们与前议员、现人民行动党的执行董事刘炳森先生进行座谈的场所，就是一间非常普通的教室；大家坐在三五排普通的塑料椅上，听刘董事站在我们前面讲，连一个像样的主席台都没有。教室墙壁上贴满了一眼看去就知道是少儿作品和少儿喜欢的彩画。后方知，这座楼房是人民行动党总部租用政府建屋局的。为节省开支，许多房间还转租给一家社区中心。

　　据刘先生介绍，人民行动党总部的正式工作人员只有十几个人，基层支部没有正式工作人员，许多工作均由人民行动党的党员作为志愿者义务承担。

　　议员真亲民

　　一周后，我们到阿裕尼集选区观摩议员接见选区民众会。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每个选区都建有一个基层支部，由议员兼任支部主席，并设支部秘书和委员，负责日常工作。这些人都是兼职，不领取报酬。基层支部负责人通常被称为基层领袖，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搜集民意，密切与民众的关系，团结党的拥护者，以便在大选来临时，取得选民的支持。定期接见选民，是新加坡国会议员的一项例行工作，也是人民行动党了解民情、稳定民心、赢得民意的一种有效方式。协助议员接见民众，是基层支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议员接见民众都是利用业余时间，每星期一次，通常安排在周一晚上8点开始。

　　我们代表团参观的阿裕尼人民行动党基层支部设在一座组屋（居民楼）的底层，约120平方米的面积。最右边的是议员办公室，约有14平方米，里面堆满杂物；中间是大厅，围绕几张长桌放着一些椅子，供工作人员和议员与求见者谈话用；最右边的是间“候见室”，整齐地排满了长条椅的房间坐满了等待接见的“求见者”。当晚负责接见的党支部主席杨木光议员，要接见的群众约有六七十人。

　　杨议员在正式接见民众之前就对我们说，你们不要指望这些和我见面的民众会提出什么带有普遍意义的困难和问题，因为这样的困难和问题早在多年前就被政府妥善解决了；如果有那样的问题存在，我很高兴，因为那样我就可以在国会上提出能够修改现行法律或建立新的法律的提案。这些民众提出的问题大都是政府无力解决的问题，对此，他们本人也知道，只不过我是他们最好的倾诉对象；谈完后，他们至少在心理上获得些慰藉。

　　花了一个多小时观摩了这场见面会后，发现此言果真“不虚”。例如，一名来自我国福建省的女性求见者是位三岁孩子的母亲。她的新加坡丈夫没有固定职业，她自己因既不谙英语，又缺少专长，虽从事过多种工作，都难以胜任，现生活陷入困顿，希望杨议员帮她找到合适工作；一名老者的爱犬咬伤了行人，惹上官司，面临巨额赔偿，他又无力承担，望杨议员帮忙拿个主意。杨议员对这些“问题和要求”一一做了耐心解答。

　　新加坡公共服务学院的一位教师在与我们交流时提到曾有中国官员问他，新加坡上访的人多不多，他的回答是，新加坡议员定期“下访”，都很难发现群众中存在的、政府能够加以解决的实际困难与问题了。通过这次观摩后，我的体会则是，新加坡议员定期接见选区民众这项活动，无效，却有情。